强度：XM19具有很高的强度。其屈服强度可达到380MPa以上，抗拉强度可达790MPa左右，这使得它能够承受较大的机械载荷，适用于对材料强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围绕上述挑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康彦彪研究团队基于扭曲促进电子得失策略，设计创制了在特定光照下具有超强还原性的超级有机光还原剂，取名为KQGZ，首次实现了低温下的特氟龙及小分子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完全破坏、脱氟矿化，将其高效回收为无机氟盐和碳资源。
已故作家、编剧琼瑶童年时代曾与家人一起旅居上海一年多，其间因经济困难，家庭生活十分艰难。说着一口四川话的她和弟弟们，入读小学后，在适应环境上也遇到很大困难。但就在这段时间里，年少的琼瑶游走于十里洋场，萌发了创作的火苗。琼瑶自传《我的故事》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日子。
《我的故事》
琼瑶 著，新经典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
“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琼瑶1989年7月首次出版自传《我的故事：雪与火交织的人生》时，这样描写她童年时看到的上海。
琼瑶生于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军民刚刚在台儿庄战役中重挫日军，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提出中国人民要以大联合抗击侵略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琼瑶一家长期处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琼瑶父亲陈致平是同盟会成员、民国元老陈墨西次子，毕业于北京私立辅仁大学历史系，1937年因日军侵占北京，转入成都私立光华大学、国立同济大学任教。陈致平一生坚持书生本分，从未放下教鞭。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冬，陈致平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随同济大学一起从李庄临时校园迁回上海。教员们被安置在外白渡桥附近的金山大楼，这里是同济大学租用的宿舍。琼瑶和两个弟弟入读上海市第十六区中心国民学校。
上海的生活开支大，陈致平一个人的薪水需要养活全家六口。旅居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面临经济困难，琼瑶的母亲袁行恕后来也到中学当老师挣钱贴补家用。9岁的琼瑶因此经常放学后要跑步回家，代替母亲照料幼小的妹妹。
金山大楼现地址为黄浦路43号，实际位于大名路临街，是一栋清水红砖外墙的6层建筑，6楼有明显的加建痕迹（琼瑶记录也为5层）。这栋大楼是礼查饭店（现为中国证券博物馆）的附楼。大楼建于1908年，本是旅馆建筑，每层有28间标准客房。1937年，一二层被改造为商铺和附属用房。
琼瑶在自传中提到，当时一家人分到4楼的一间房，“每一间都是一样的，附带一间小小的浴室，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上厕所要到每层尽头的公用厕所。6口人住起来也非常拥挤，房里只有一张床。父亲在大书桌上批改考卷，晚上把棉被一铺，琼瑶和弟弟就睡在上面。母亲在浴盆上搭块板子，买来炉子，生火做饭。隔几天，她就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地长大，衣食住行样样需要钱。”在沪期间，吃住开销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住在雅尔培路（注：今陕西南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的大舅一家，给琼瑶一家提供了很重要的物质支持。
袁行恕也出身望族，其父亲袁励衡是著名银行家，1908年参与发起创办交通银行，为首任行长。袁行恕的大姐袁晓园是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四妹袁静是著名作家。袁行恕与当律师的大哥团聚时，父母均已去世。大哥心疼小妹，就与妹夫陈致平谈话，劝他放弃大学教员的职业，改行做更挣钱的事情，后者大怒拂袖而去。
大舅母常常带着很多衣服来到琼瑶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是外祖母为琼瑶的出生而定做的，她没穿成，正好给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琼瑶写道，“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
“流浪的日子该结束了吧”
“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段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我们终于安定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琼瑶与家人在上海，无论大人小孩，都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同济大学当时的临时校址位于四川北路现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陈致平当时的通勤距离有2.6公里，可能要坐电车。孩子们上学则近得多，现南浔路281号上海音乐学院北虹高级中学就是上海市第十六区中心国民学校（后为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旧址所在，距离金山大楼约400米。
陈致平把三个孩子送进小学，接受教育，但适应学校的过程，却让孩子们吃了不少苦，给琼瑶留下了极深的记忆。首先是语言问题，同学们都说上海话，她和弟弟们一口四川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土里土气的自己也让琼瑶在同学们面前感到自卑。数学底子差，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还好她从小跟母亲学背唐诗，阅读能力强，语文还不错。
“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学第一天，在操场上排队时，琼瑶就被同学们推出队列，老师又过来骂她不排队，琼瑶哭着跑回家。哭了一晚，第二天还是要上学。她说，父母要锻炼孩子们的独立生活和适应能力。
双胞胎弟弟麒麟总跟同学打架。二弟也是淘气包，总是要求上厕所，一节课上十几次厕所，终于把老师气坏了，不让他去，他最后居然在教室里小便。最后大姐琼瑶在课堂上被训导主任叫出来，带两个弟弟回家。琼瑶惊讶地发现弟弟们的嘴上都被红笔画了大大的红圈，原来这是当时的校规，是讲粗话或做错事的惩罚，“洗好几天都洗不掉”。
400米的回家路，就像他们曾逃难走过的漫漫长路，路人还不时来嘲笑，姐弟三人一路大哭。琼瑶写道：“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到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
就在这样各种困难交织的时候，琼瑶的文艺创作生涯也悄然开始。近日沪上媒体纷纷报道“琼瑶的处女作发表于上海”，指的就是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星期日副刊发表的《可怜的小青》，署名琼瑶本名“陈喆”。短文中写了一位10岁的小女孩小青，家庭太贫穷，最终因过劳且无钱治疗而死去。文末的一句话“唉！这样好的一个孩子，她一点过错也没有，为什么会死呢？”犹如当时琼瑶对眼前生活的拷问。
《解放日报》提到时任《大公报》“现代儿童”栏目主编、儿童文学家陈伯吹选中了这篇投稿，认为文章“感情真挚，文笔清丽”。陈伯吹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家，也是上海人，在上海举办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琼瑶说这次投稿是因为父亲读了她的文章后“似乎颇受感动”，就帮他寄给了《大公报》。刊发后，琼瑶兴奋得茶饭不思，“整天举着报纸，读了起码100遍”。40多年后，在她撰写自传时，她已经记不起这篇“处女作”到底写了什么，但还记得“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发表作品后，“小作家”迷上了写作，每天下课回家就写作。这时，另一个重要契机出现。中国话剧的发源地上海，为琼瑶的创作生涯点燃了火苗。
琼瑶的四姨袁静参加话剧社，演出曹禺的话剧《北京人》。这部话剧创作于1940年，被认为是曹禺最精彩的代表作之一。“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出演重要的配角”，琼瑶因此拿到招待券去看戏，她把这次经历看作是“最快乐的事”，一下子喜欢上了戏剧，一回家就写个不停。
“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虽然琼瑶说自己童年写的剧本“真可怜”，从来没有发表过、演出过，最后都扔进了垃圾桶，但有了快乐创作的日子，也让她融入上海更容易了。
后来，琼瑶学会了上海话，经常抱着妹妹在外白渡桥看日落，和两个弟弟去外滩公园玩耍，学会了享受“生活圈”。这些快乐不长久，物价飞涨，局势不稳，“战争又逼近了”。母亲带着4个孩子回到了湖南，父亲则在教完那个学期之后返回。琼瑶短暂的在沪旅居结束，再来上海，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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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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